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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中国梦与中华民族文化—孙中山吸取儒家智慧及其启示
          2016-05-17 15:38:39 来源: 南方网  暂无网友评论

          ?#36710;?#21313;八大以来,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,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最大的梦想。世人公认,这个梦想的首位追梦人,便是孙中山,孙中山在提出“振兴中华”的伟大号召之后,积极寻觅圆梦的具体途径,在漫长的岁月里,在坎坷的道路上,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,他关注中华民族文化,传承中华民族文化,他从中国主流文化——儒家思想中,找到了实现民族复兴梦的思想智慧。孙中山将近代西方?#21335;?#36827;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的永恒价值理念相结合,铸造出民族复兴的思想武器,并勾画了中国梦的全景式蓝图。从而启示着当代的追梦者: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中国梦的实现,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          中国梦与中华文化

          文化,是人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创造物的总和。它,是民族之根、民族之魂,是社会发展的导向与动力,是民众的精神家园。任何时代,人们在建设自身的物质生活环境,以及构建自身的精神家园之时,?#38469;?#22312;创造与?#26377;?#30528;自身民族的文化。因而,任何时代,民族的梦、个人的理想,无不与本民族的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;筑梦,便是民族文化的?#26377;?#19982;创新。

          何?#20581;?#20013;国梦?#20445;?#20064;近平在2013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闭幕式的?#19981;?#20013;,作了明确的界定:“中国梦归根到?#36164;?#20154;民的梦?#20445;?#26159;民族的梦,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?#20445;?#23427;“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,民族复兴,人民幸福”。可见“中国梦?#20445;?#26159;一个以“国家富强,民族复兴,人民幸福”为宗旨的宏伟理想。这一理想,既是近代孙中山的憧憬的理想,也是中华民族儒家文化所勾画的“大同”理想。孙中山在近代提出“民族振兴?#20445;?#24182;以“三民主义”为理想,其理想?#24067;?#20013;国文化所蕴涵的“大同主义”。孙中山多次把自己的主义与理想同儒家的“大同”划上?#32676;擰?#35797;看——

          1921年12月7日,在桂林对滇贑粤军的演说时,孙中山说:

          “在吾国数千年前,孔子有言曰:‘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。’如此,则人人不独亲其亲,人人不独子其子,是为大同世界。大同世界即所?#20581;?#22825;下为公’。要使?#38505;?#26377;所养,壮者有所营,幼者有所教。孔子之理想世界,真能实现,然后不见可欲,则民不争,甲兵亦可以不用矣。”[1]

          显然,孙中山承传了中华文化中儒家的大同理想,把孔子当年所设定的理想目标,即“天下为公?#20445;?#21363;公天下,作为国家富强、民族振兴、人民幸福的理想目标。这个在近代重新被具体化的梦想,便是:人人没有私心,“人人不独亲其亲,人人不独子其子?#20445;?#20154;们能获得合理的权益,“?#38505;?#26377;所养,壮者有所营,幼者有所教?#20445;?#31038;会安宁和谐,?#23433;?#35265;可欲,则民不争,甲兵亦可以不用”。孙中山认定,这就是中国原始儒家孔子所设定、所追求的理想,也是他在民族危亡中所期求的梦想。

          1924年的《三民主义?民生主义》演讲的第一讲,孙中山更是明确地把民族复兴梦的目标直接等同于“大同主义”。他说:

          “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,又名共产主义,即是大同主义。”[2]

          孙中山把他的理想社会——“民生主义?#20445;?#21516;西方的“社会主义”相等同之时,也与传统文化中儒家的“大同主义”划上了?#32676;擰?#36825;个说法,在孙中山的讲演中多次出现,显然,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家“大同主义?#20445;?#20415;是其追梦的目标。

          在孙中山看来,“大同”是社会“大同?#20445;?#23427;不仅是民生主义,而且是民权主义与民族主义,即是“民有”、“民享”、“民治”的高度公平与和?#36710;?#29702;想社会,具体是——

          “国家是人民所共有,政治是人民所共管,利益是人民所共享”[3]。

          大同社会,是权力人人平?#35748;?#26377;,没有甲兵相争、人们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制度与境界。在大同社会里,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,不得而私,社会为人民提供最大的福祉,人人同享幸福,这也就是其“主义”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,也是其民族复兴梦所追求的目标。可见,孙中山当年为民族振兴所提出的民族复兴梦,即当今中华儿女所追求的“国家富强、民族复兴、人民幸福”的中国梦,是在中华文化中所蕴含、所?#26377;?#30340;大同理想。

          “大同”理想,是中国人的梦。2000多年以来,中国人一直揣怀着、追逐着儒家创始人孔子的“大道之行,天下为公”这一远大理想,即——

          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,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,使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,矜、?#36873;?#29420;、残、疾者皆有所养。男有分,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,不必藏于?#28023;?#21147;恶其不出于身也,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,盗?#26376;?#32780;贼不作,故外户而不闭。是?#20581;?#22823;同’。”[4]

          生活在动乱时代——春秋时期的孔子,他所勾画的大同社会,是中国人最早憧憬的理想。它,是中国人不断追逐的中国梦;它,是中国人以行动谱写,以理性?#25925;?#30340;中国梦;它,是中华文化最早记录的,?#26234;?#36212;后继去构筑的中国梦。

          史册清晰地记录着中国人前赴后继的追梦历程,大同主义始终是人们筑梦与追梦的终极目标。不论是对?#36136;?#31038;会不满而揭竿起义的普通百姓,还是富于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精英,他们无不以孔子首倡的大同理想社会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,历史越往后,人们对大同的?#37322;?#26356;强烈。试看——

          在古代,农民起义者打出“等富贵”、“均贫富”的口号,这正是用儒家文化的大同理想感召民众,起来与不平等的制度斗争,体现了孔子之后民众对大同理想的追求,并努力付诸行动。

          在近代,号?#21697;純追?#20754;的洪秀全,其政纲和社会思想仍折射出大同理念;鸦片战争之后神州大地曾出现一?#23578;?#25196;大同的社会思?#20445;?#22914;王韬、胡礼垣、唐才常等一批仁人志士,都憧憬大同世界。王韬以为,世界正处在“变局”之中,上天“欲合东西两半求联而为一?#20445;?#25968;百年后道必大同”[5];胡礼垣认定,当时的历史使命是“化四海以为?#20540;埽?#21512;天下作为一家”[6];唐才常则呼吁,社会“靳辟大同之轨”[7];维新首领康有为,撰写《大同书》,集近代大同思潮之大成;其弟子梁启超以及许多维新派人士,也将“大同”与“民权”相联系,使之成为奋斗之目标。孙中山的大同理想,算得上是近代大同思潮的最高体现。由上足见,一代代的中国人,血液中浸透着中华文化的中华儿女,都在为一个民族振兴、国家富强、人民幸福的大同理想梦——中国梦而奋斗不息。

          中华文化所蕴涵的大同理想,在不同的历?#26041;錐危?#26377;着不同的时代内容,然而,却有着相一致的核心内容。从孔子到孙中山,再到当代,人们所谱写的中国梦的基本内核?#38469;恰?/p>

          第一,天下为公,以?#23435;?#26412;。社会的一切,?#38469;?#20026;了人,人的权利应得到保障。人在幼小的时候,得到很好地成长;人在中年的时候,有所作为;人在老年的时候,有很好的归宿;残疾和孤寡的人,也能得到奉养,生活无虑;人才被社会所重用,各尽其能,各得其所。人们讲信誉、易协调,和睦相处,共享幸福。

          第二,天下为公,公平公正。康有为对“天下为公”解释是:“人人皆公,人人皆正?#20581;盵8]。社会是“公天下”的,而不是?#20843;教?#19979;?#20445;?#22825;下“是天下人之天下”[9],“国家是人人的国家?#20445;?#19990;界是人人的世界”[10],人人平等,人人自由,世界幸福人人共享。

          第三, 天下为公,博爱无?#20581;?#22312;人伦关系上,人与人相亲相爱,不独是亲近自己的亲人,而且博爱周围的人;在财产关系上,社会财富归于公,不为个人所私有。

          第四,天下为公,社会安宁。没有大富和大贫,没有尖锐的对立与纷争,没有盗贼之乱,夜不闭户,路不拾遗。

          透过如上的?#27835;?#36275;见,传统中华文化不仅蕴含着中国梦的理想,还蕴含着许多筑梦需要具备的重要理念。如:民本、公天下、仁爱、均富、德治?#21462;?#23385;中山在构筑中国梦中,吸取儒家智慧,承传中华文化,为当今的筑梦提供宝贵的启示。

          孙中山筑梦与民族文化的传承

          体现着中国梦的“振兴中华?#20445;?#26159;孙中山最早提出的伟大号召。他生活的时代,正是有五千年文明的“泱泱大国?#20445;?#22312;西方坚船利炮的?#33268;?#19979;,沦为比殖民地更不如的“次殖民地”[11],国家民族面临着危亡。欲“拯斯民于水火,切扶大厦之将倾”的孙中山,他怀着救国救民的民族情怀与历史使命感,走上了筑梦的艰辛之路。

          1894年11月,孙中山组建了第一个革命团体——檀香山兴中会。“兴中会?#20445;?#39038;名?#23478;?#26159;以“振兴中华”为宗旨,其《章程?#35775;?#30830;提出“是会之设,专为振兴中华、维持国体起见?#20445;?#20854;誓词为:“驱除鞑虏,恢复中国,创立合众政府”[12]。孙中山在兴中会成立之时,即已发出拯救国家民族的时代强音,启动了近代中国构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“中国梦”。从1895年第一次武装起义——广州起义,至1911年的“三二九?#34987;?#33457;岗起义,他所领导的10次武装起义,虽以失败告终,但他愈挫愈奋,百折不挠。1911年(即“?#26753;ァ?#24180;)武昌起义,一举成功,在世界的东方创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——中华民国。这是一场?#35851;?#20013;国命运的政治革命运动,也是一场令人振聋发聩的思想启蒙运动,是中华民族伟大崛起的起?#20581;?#23613;管革命后经历了许多的反复与挫折,但毕竟是完成了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、民主国家的历?#25151;?#36234;,?#20102;?#30340;东方古国,重新振奋,跟随时代步伐,顺应世界潮流,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孙中山领导革命,终结二千年的封建帝制,有着历史新起点的里程碑意义,使民族复兴梦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,在构筑民族复兴梦的进程中,孙中山功不可没!

          更值得关注的是,孙中山在筑梦的进程中,十分注重中华民族文化的作用。在他陷入困境之时,能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吸取了智慧与力量,并将西方?#21335;?#36827;思想与中华民族的永恒理念相结合,既?#24179;?#27665;族文化的近代转型,又从中寻找到民族复兴梦的中国模?#20581;?/p>

          青年时代的孙中山,受到社会思潮影响,撰写《上李鸿章书》时,是试图选择自上而下的、非暴力的“维新”之路,而去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。上书失败,他旋即选择?#23435;?#35013;革命的道路。1895年,广州武装起义失败,孙中山被通缉而流亡伦敦。伦敦蒙难后,他仍在?#35775;?#20572;留,此期间,他继续寻找民族振兴之路:他深入?#30142;?#35199;方?#21335;质?#31038;会,关注风靡一时的社会主义思?#20445;?#24182;从儒家文化库中汲取智慧,进行反思。

          在西方居留期间,他目睹工业革命后,西方社会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出现了贫富对立、阶级斗争;他目?#26790;?#27714;生存的工人罢工、游行;他目睹土地被“少数富人把?#33268;?#26029;?#20445;?#20262;敦商人在工商发展而扩城中圈地,占地面积空前,“富与国家相?#21462;保?#36139;富不均,“‘平?#21462;?#20108;字已成口头空话”[13]。他认定社会问题日趋?#29616;?#30340;西方,并非广大民众的“极乐之乡”。 在英国居留期间,孙中山在大英?#38469;?#39302;阅读了大量社会主义思潮的书籍。据英国侦探报告资料显示,1896年12月3日至6月24日期间,孙中山进入大英博物馆有68次之多。他阅读了当时风靡的马克思的《?#26102;?#35770;》与乔治·亨利的《进步与?#29420;А罰?#20108;人的思想对其影响至深。经过反思的孙中山认定,西方的工业化既有“善果?#20445;?#20063;有“恶果?#20445;?#39035;要取那善果,避那恶果”[14]。中国怎能再走西方之路?他重新思考了中国的发展道路,重新调整了现代化模?#20581;?#20110;是,他在原来的“驱逐鞑虏,恢复中华”——民族主义,以及“创立合众政府”——民权主义的基础上,添加?#23435;?#25171;破”“贫富的不平?#21462;保?#20197;解决社会问题的民生主义。1905年《〈民报〉创刊?#30465;罰?#20182;首次明确提出了“民族主义”、“民权主义”与“民生主义”的革命主张;同年,他建立了革命组织同盟会,其“总章”明?#32321;?#36848;:“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,创立民国,平均地权”[15],这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。

          三民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思想结合而创新的产物,是其领导的、构筑民族复兴梦的思想武器与动力,体现了孙中山在筑梦进程中的思想大拐点。从孙中山的这一拐点中,可以窥见民族文化对孙中山筑梦的启示。

          首先,儒家的大同主义,启示孙中山确立民族振兴的远大目标。

         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,锁定了民族复兴梦的目标,那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“大同主义”。他明确地说:

          “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,就是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意思。这个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意思,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,政治是人民所共管,利益是人民所共享。照这样的说法,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,一切事权?#38469;?#35201;共的。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,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。”[16]

          这就是说,三民主义是“民有、民治、民享?#20445;?#20063;就是儒家的“大同主义”。

          在多次?#19981;?#20013;,孙中山都清晰地揭示其主义、其理想目标与大同主义的关系。1921年12月7日,在桂林对滇贑粤军的演说时说:

          “在吾国数千年前,孔子有言曰:‘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。’如此,则人人不独亲其亲,人人不独子其子,是为大同世界。大同世界即所?#20581;?#22825;下为公’。要使?#38505;?#26377;所养,壮者有所营,幼者有所教。孔子之理想世界,真能实现,然后不见可欲,则民不争,甲兵亦可以不用矣。”[17]

          显然,孙中山十分理会孔子当年所设定的理想目标,那就是“天下为公?#20445;?#21363;公天下。孙中山认定,孔子所设定、所追求的理想,也是他在民族危亡中所期求的梦想,即大同理想——没有压?#21462;?#27809;有对抗,公平公正,幸福富?#24247;?#31038;会。

          第二,儒家的“均富?#20445;?#21551;示孙中山寻找避免“恶果”的路向。

          民族振兴的远大目标确定后,又将如何实现?孙中山在?#24247;?#23398;习西方先进的科学?#38469;?#30340;同时,却十分注重中国传?#36710;?#27835;国理念——“均富”。这,无疑是为了避免西方工业化之后出现贫富对立的“恶果”而寻找的出路;这,无疑是抓住了构筑中国梦——民族复兴梦的根本处。

          “均富”是儒家基本理念,自汉以后,“均富”成为当权者化解社会矛盾,维系社会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。春秋战国时期,孔子针对一些新贵的暴富,而无不担忧地说,?#23433;?#24739;贫而患不均,不患寡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,和无寡,安无倾。”[18]孟子进而向统治者提出实施“均富”的具体措施——“制民之产?#20445;?#21246;画巨幅的具体蓝图。汉中叶,董仲舒则认定,社会之所以乱,是由于出现“大富”与“大贫”二者失度,故建议当权者要把握“富”与“贫”之间的度,“而调均之?#20445;?#32780;?#28304;锏健?#36130;不匮,而上下相安”[19],?#21644;?#26397;接受了董仲舒的对策。后来的封建王朝,为?#23435;?#31995;社会的稳定,大都采取这一“均富”策略,如轻赋税、减徭役、抑制土地兼并等措施,以之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。迄至近代,龚自珍等一批仁人志士仍?#35805;选?#22343;富”作为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;洪秀全在南京建立的太?#25945;?#22269;,颁布了《天朝田亩制?#21462;罰?#26356;是集中体现了历代农民起义对“均富”的诉求。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里,“均富”与实现理想王国之梦,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          孙中山对“后现代”的反思,针对着西方社会出现的“富者日富,贫者日贫”的社会弊端,而借鉴传统“均富”的思想智慧,认定实现民族复兴梦的根本处是,“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”。他说:

          “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,都不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”[20]。

          他?#24247;鰲?/p>

          “政权上不专制,社会上的贫富,还要平均,才能相安无事,否则还免不了革命。”[21]

          孙中山以为,要达?#20581;?#22343;富”须从变革所有制开始,而后在分配上“平均?#20445;?#36798;到社会公平的理想。具体便是实施其经济纲领——“平均地权”和“节制?#26102;尽保?#26082;要结束封建的土地私有,又要防止?#26102;?#30340;私人垄断。通过土地与?#26102;?#30340;“公有?#20445;?#36890;过国家的税收与社会公益事业,以使社会财富为全体人民所“共有”和“共享?#20445;?#24314;设“利益均?#30784;?#30340;均平和?#36710;?#27665;生主义社会。“均富?#20445;?#24182;非平均主义,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,把财?#29615;值?#30456;对均匀一点,相对公平合理一点,防止出现“大富”与“大贫”的对立。孙中山在多次的?#19981;?#20013;,反复引用孔子所说的?#23433;?#24739;贫而患不均?#20445;?#20182;设想“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?#26102;荊?#38450;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”[22]。可见,孙中山从儒家“均富”治国理念的启示中,找到了通往民族复梦的通道,抓住了构筑中国梦的根本。

          第三,儒家的“民本?#20445;?#21551;示孙中山筑梦的宗旨与依归

          在如何确立民族复兴梦的宗旨与依归时,主张“兼收众长,益以新创”的孙中山,吸取西方新思想之后,重新?#25925;?#20013;国传?#36710;摹?#20197;民为本”。他的主义,他的理想,一刻也没有离开“民”字,他为民谋权益,奋?#20998;?#29983;,鞠躬尽瘁,?#34013;?#21518;?#36873;?#20182;全方位确立了“民”在筑梦中的主体地位,以及权益的指向。

          “民本?#20445;?#26159;儒家的核心理念。古代中国,在“君权神授”时代,人们辩证地思考了君与民的密切关系,揭示了国家的治理、社会的长治久安,离不开民众基础这一真理。早在西周时期,《尚书?#32321;?#22914;是说:“民惟邦本,本固邦宁。”在君主独尊、等级森严的时代,地位低微的民众,仍然是社会的主体,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意向,民众的社会地位、民众的社会力量不可忽略。《尚书》说,“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?#20445;?#25925;要“重民”。孟子更明确说,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”[23]荀子则说,“天之生民,非为君也;天之立君,以为民也。?#26412;?#20027;当然应顺应民意,并对民存有?#27425;?#20043;心。孔子说,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。”[24]《大学》更明白地说,“民之所好好之,民之所恶恶之。”因而,国家社会的治理,必须着眼于民,立足于民,一切为了民,只有把民众放在一个重要的、主导的、根本的地位上,采取顺应民意,保障民众利益的措施,社会才能长治久安,富?#22350;?#30427;的理想社会才能构筑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,中国梦的构筑须“以民为本?#20445;?#21363;以为民、利民与富民为宗旨与依归。

          孙中山的“三民主义”——民权、民权与民生,突出的是一个“民”字,是把“以民为本”的传统文化理念融进其毕生追求的理想。三民主义,是孙中山的革命理论,也是孙中山的理想目标。他一生,以三民主义为指导;他一生,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。他为民众去打平民族上的不平等,打平政治上的不平等,打平经济上的不平等,由此而构建“天下为公?#20445;?#21363;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理想社会。1924年,孙中山在广州广东大学所作的三民主义讲演,全面而系?#36710;?#35299;说了三民主义时,十分突出“以民为本”思想。他说——

          “吾党之三民主义,即民族、民权、民生三种。此三种主义之内容,亦可谓之民有、民治、民享,与自由平等博爱无异。”[25]

          政治上,孙中山主张“主权在民?#20445;仕?#25152;创立的东方的第一个共和国,称作“中华民国?#20445;?#19981;?#26790;?#26041;原有“共和国”的说法,突出的是一个“民”字。他说——

          “诸君知中华民国之意义乎?何以不曰中华共和国?而必曰中华民国?#30475;?#27665;字之意义,为仆研究十余年之结果而得者。”[26]

          “民国?#20445;?#21363;“主权在民”的国家,孙中山更明确地说——

          “中华民国者,人民之国也……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也,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?#23454;?#20063;。国中之百官,上而总统,下而巡差,皆人民之公仆也。”[27]

          显然,孙中山是要说:“国家是人人的国家”[28];天下“是天下人之天下”[29];“国家之基础是建筑在人民身上?#20445;?#39064;词)。官与民的关系,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。

          经济上,孙中山主?#27431;?#29983;利之物,归全民所有,所有利益皆为民所享。“社会“铁路、矿山、森林、水利以及其他大规模之工商业,应属于全民者”[30];“以国家实业所获之利,归之国民所享”[31]。让民众共有社会资源、共享社会财富,解决民众的生计问题,便是孙中山筑梦的目标。他自己说得明白:

          “余所以主张民生主义制度者,盖欲用一种制度,使国民对于国事发生直接之兴趣,愿全国人民皆享受其生产之结果。”[32]

          “文明之福祉,国民平等以享之。……肇造社会的国家,俾家给人足,四海之内无?#29615;?#19981;获其所。”[33]

          显然,孙中山以民众权益与幸福的保障作为其民族复兴,构筑中国梦的宗旨与依归,正因此,他传承与弘扬了传统民族文化中“民本”理念。

          第四,儒家的“仁爱?#20445;?#21551;示孙中山确立筑梦的道德大道

          民族复兴梦——中国梦的构筑,固然离不开坚实的社会物质基础,然而,也不能没有社会道德的支撑。孙中山在筑梦的进程中,借鉴传统儒家的“仁爱”理念,并与西方的“博爱”相糅合,为未来的理想社会建构道德体系。

          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大差异,体现在中华文化注重道德?#22766;#?#32676;体利益至上,是“王道文化”。传统儒家即主张德治,把道德纲常作为社会长治久安之根本。孔子倡导“?#30465;保?#35828;“?#25910;擼?#29233;人。”[34]“?#30465;本?#26159;人的爱心,关爱他人。孔子的“仁爱”以“亲亲”为大,关爱自己的?#36164;簦?#20294;他也说“泛爱众”[35],?#20843;?#28023;之内皆?#20540;堋盵36],天下的人,彼此相互关心和爱护。仁爱,具体是“?#27827;?#31435;而立人,?#27827;?#36798;而达人”[37];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[38]。墨子主张“兼爱?#20445;?#20513;导“兼相爱,交相利”[39],提倡一种没有利害冲突,没有差等的爱,“爱人若爱其身”[40],近代孙中山把墨子的“兼爱”等同于西方的“博爱”。孟子,深谙“?#30465;?#30340;社会价值,他把“?#30465;?#30340;“修身”功能提升?#20581;?#27835;国”的层面上。他说“恻隐之心,仁也”[41],“仁,人心也”[42],即?#23433;?#24525;人之心”。孟子认为,“先王有不忍人之心,斯有不忍人之政”[43],统治者把自身的“仁爱之心”扩张于外,而实施“?#25910;保?#20182;说“君子之于物也,爱之而弗仁,于民也,仁之而弗亲;亲亲而仁民,仁民而爱物?#20445;叭收?#26080;所不爱也”[44]。在孟子看来,“?#30465;?#20174;“亲亲”开始,但必须扩展?#20581;?#20161;民”与“爱物?#20445;?#30001;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,扩展到爱普天之下的人,由爱人而普及到爱天下万物。宋代,理学家张载把孟子这一意思概括为“民,吾同胞;物,吾与也。”[45]近代康有为进而提出,仁爱的实现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,“亲亲”、“仁民”、“爱物”?#30452;?#26159;不同历?#26041;?#27573;的产物,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时代环境,“据乱世仁不能远,?#23454;?#20146;亲;升平世仁及同类,故能仁民;太平世众生如一,?#22987;?#29233;万物。”[46]

          “仁爱?#20445;?#19968;直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,正是“仁爱”理念的代代相传,中华民族才成为?#37322;?#22823;同,憧憬大同世界的民族,“仁爱”也便成为一代代中华儿女筑梦的精神力量。

          孙中山在筑梦的进程中,提出“仁爱”是“中国的好道德”。在政治上“讲爱的道理?#20445;?#26377;所?#20581;?#29233;民如子’,有所?#20581;?#20161;民爱物’,无论对于什么事,?#38469;?#29992;爱字去包括”[47]。孙中山主张“用爱字”去对待一切。在孙中山看来,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,“仁爱”不可无,他说:

          “于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之外,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,虽经纬万端,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、平?#21462;?#21338;爱。”[48]

          “所谓国民革命者,一国之人皆有自由、平?#21462;?#21338;爱之精神。”[49]

          这是说,国民革命是要是全体国民都具有“博爱”的道德精神。同时,孙中山又认定,国民革命之后实施民主主义,便是把“博爱”落实于实践层面,给广大民众带来幸福,落脚于给全国人民得以共享社会财富,人人同享幸福。他说:

          “民生主义,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,为四万万人谋幸福,就是博爱。”

          回顾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,古代的孔子在憧?#20581;?#22825;下为公”的大同社会时,又倡导了“仁爱?#20445;?#36817;代的孙中山,同样在以“天下为公”作为最高理想而终身追求的时候,大力倡导“博爱?#20445;?#22823;同理想与大爱精神,仍然链结在一起。孙中山晚年,曾两次全文抄写《大同篇》。据统计,孙中山的墨宝里,题写得最多的是“天下为公”和“博爱”相关的?#35270;錚?#32422;有?#20445;矗?#22810;幅,占其题词的三分之一,其中“博爱?#26412;?#26377;?#25285;?#22810;幅。由此足见,孙中山确实把“仁爱”作为通往“天下为公”的精神大道。

          孙中山承传民族文化的历史启示

          民族复兴梦——中国梦在近代,孙中山是筑梦第一人。他历尽艰?#37327;?#33510;摸索,其经验与教?#25285;?#26080;不值得后来的筑梦者记取,并从中得到启?#24076;?#20854;中关于筑梦与民族文化传承的经验,尤其值得人们关注。

          历史,是一面?#24213;印?#36817;代孙中山筑梦中借鉴儒家智慧,关注民族文化的历史经验,有如下方面?#23665;?#34892;总结:其一,高度重视民族文化与民族复兴的重要性;其二,从民族文化中寻找与确立民族振兴的远大理想与目标;其三,从民族文化中寻找筑梦的宗旨与路向;其四,在筑梦中?#24179;?#27665;族文化的发展。

          ?#33268;?#19968;生的孙中山,他是“革命先行者?#20445;?#26159;政治家,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学者或文化人。然而,他十分重视文化,特别是在经历了百般磨难之后的晚年孙中山,他更是关注民族文化与民族振兴的关系。孙中山明确提出:

          “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,起初的时候?#38469;?#30001;于武力的发展,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,便能成功。”[50]

          这一“由武力而文化”的主张,揭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?#35805;?#35268;律;“大?#30149;?#19968;词

          ,揭示了社会变革由“武力”而进至“文化”的普遍性与必然性。在武力打破了旧秩序之后,继之必然进行社会的文化建设。

          在孙中山看来,文化是社会建设之重要内容;承传与弘扬民族文化,是民族振兴的必经之途。1924年,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讲演,充分阐述了中华民族?#35851;洹?#27425;殖民地”的地位,实现民族的复兴,则必须首先振奋民族精神,也就是“[51]恢复?#23435;?#20204;固有的道德、知识和能力”。在讲演中,他说:

          “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,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,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。有了固有的道德,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。”[52]

          “这种特别的好道德,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。我们以后对于这?#24535;?#31070;不但是要保存,并且要发扬光大,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。”[53]

          孙中山又说:

          “我们旧有的道德应?#27809;?#22797;以外,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?#27809;?#22797;。”[54]

          “中国古时不是没有能力的,因为后来失了?#20405;?#33021;力,所以我们民族的地位也逐渐退化。现在要恢复固有的地位,便先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。”[55]

          由上足见,孙中山确实高度重视民族文化与民族振兴的至关密切的联系。显然,孙中山既主张“实业救国?#20445;?#26399;待在武力革命之后发展民族工商业,以增强国力,改善民众的生活;同时,孙中山还要“文化救国?#20445;?#26399;待通过对中华文化的恢复,来振奋民族精神,实现民族地位的提高。

          文化对民族振兴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文化是民族之根,民族之魂。其所以成为“根?#20445;?#25104;为“魂?#20445;?#26159;因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共同的价值理念,以及行为规范。在民族文化中蕴含着全民族的共同理想、核心理念,它是民族生生不息的深厚源泉,是民族奋进发展的无限力量。鉴于此,当孙中山遇到挫折时,中华传统文化给予他智慧与力量,他从中华文化的主体文化——儒家思想中,找到了民族振兴的远大目标,寻觅到实现目标的具体路向,抓住了筑梦的根本处。

          当然,孙中山?#24247;?#27665;族文化的恢复与弘扬,并非站在狭隘民族主义立场,也?#20392;?#20154;们回到古代去。他清醒地看到,民族文化必须与时俱进,不可被古人牵着走,而要对传统文化赋予时代精神。其原则是“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?#20445;?#33021;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?#20445;笆构湃宋?#25105;书记”[56]。尤为可贵的是,孙中山以博大的胸怀,以开放的文化观,提出在恢复民族文化的同时,还要向外国学习。他说:

          “恢?#27425;?#19968;切国粹之后,还要去学习?#35775;?#20043;所长,然后才可以和?#35775;?#24182;驾齐驱。”[57]

          在民族振兴中,民族文化既要?#22363;校?#20063;要在吸取外来文化中创新?#22836;?#23637;,而后创新民族文化。

          孙中山在筑梦的进程中,既因袭传统民族文化,又吸取西方文化,而后创立既有时代精神?#24535;?#27665;族特色的三民主义,?#24179;?#20102;中华文化。

          孙中山在1923年的《中国革命史》中,曾?#22312;迹?/p>

          “余之谋中国革命,其所持主义,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,规抚?#20998;?#20043;学说事迹者,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。”[58]

          关于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的“因袭”、“撷取”与“创获?#20445;收?#26366;作如下的概括——

          理想目标——孙中山的远大理想和目标是“天下为公”、“世界大同?#20445;?#19982;儒家的“大道之行天下为公?#20445;?#22570;相一致;它同时又借鉴?#23435;?#26041;的社会主义理想,以及林肯的“民有、民治、民享”。孙中山追求的“民族、民权、民生?#20445;?#26082;是儒家的,也是共产主义的“公天下”的理想社会。

          民族主义——孙中山早期的“恢复中华?#20445;?#26159;对儒家“?#21335;?#20043;辩”的?#22363;校?#27665;国初年的“五族共和?#20445;?#21017;是对儒家的“天下一统”的?#22363;校?#26202;年的“大?#20405;?#20027;义?#20445;?#21017;是对儒家的天下大同的?#22363;小3先唬?#22312;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中,人们不仅看到儒学的承传,还看到西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,那便是近代西方?#36828;?#31435;、平等为核心理念的民族观。孙中山由于引进了近代西方的“民族主义?#22791;?#24565;,及其先进思想,从而消除了儒家“?#21335;?#20043;辩”中狭隘民族主义倾向。

          民权主义——核心理念与制度构架,主要来源于西方,但其中“民为邦本”思想,以及?#38469;?#21046;?#21462;?#30417;察制度,则是因袭了儒家思想,以及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“大一统”的行政设置。从其民权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中,特别是其“主权在民”、革命程序论中的“贤者治国”论,则是因袭儒家的?#25226;?#36132;与能”与墨家的“尚贤?#20445;?#20351;之更呈现对中华文化的?#22363;校?#20182;正是在吸取?#23435;?#26041;文化中,进行创新,而?#24179;?#20013;华文化。

          民生主义——凸显了孙中山对儒学的?#22363;校?#20197;“均富”为民生主义的基本内涵,承传儒家的均富理念;“平均地权”与“节制?#26102;尽?#20026;解决社会不公的途径,是对西方社会主义?#30333;时?#20844;有”与“土地单一税”的借鉴,同时也是对儒家孟子的“制民之产?#20445;?#20026;民众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的“?#25910;?#24605;路的?#22363;校?#20026;古代中华民族的经济思想赋予了现代气息。

          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与西方的源关系,有这样的阐述——

          “?#20540;?#24213;三民主义,是集合中外底学说,应世界底潮流所得的。就是美国前总统林?#31995;?#20027;义,也有与?#20540;?#24213;三民主义符合底地方,其原文为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,by the people,for the people,这话苦没有?#23454;鋇追?#35793;,?#20540;?#25226;他译作‘民有’、‘民治’、‘民享’……他这‘民有’、‘民治’、‘民享’主义,就是?#20540;?#24213;‘民族’、‘民权’、‘民生’底主义。”

         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,是中华文化在吸取?#23435;?#26041;文化后?#21335;?#20195;转型,孙中山则是中华文化现代转型的第一推手。构筑中国梦与传承中华文化,二者相辅相成,孙中山当年在筑梦中,承传与弘扬中华文化的历史经验,值得珍惜、值得借鉴!

          作者:黄明同

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      [1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6卷,中华书局1985年版,第36页。

          [2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9卷,中华书局1986年版,第355页。

          [3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9卷,中华书局1986年版,第394页。

          [4] ?#29420;?#36816;·大同篇》。

          [5] 《弢园文录外编》第12、202页,中华书局1958年版。

          [6] 《新政真诠》卷2。

          [7] 《唐才常集》第158页,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
          [8] ?#29420;?#36816;注》。

          [9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10卷,第461页,中华书局1986年版。

          [10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9卷,第63页。

          [11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9卷,中华书局1986年版,第202页。[11]

          [12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1卷,中华书局1981年版,第19页。

          [13] 《孙中山全集》的1卷,中华书局1981年版,第329、328页。

          [14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1卷,中华书局1981年版,第327页。

          [15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1卷,中华书局1981年版,第284页。

          [16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9卷,中华书局1986年版,第394页。

          [17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6卷,中华书局1985年版,第36页。

          [18] 《论语·季氏》

          [19] 《春秋繁露·度制》。

          [20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9卷,中华书局1986年版,第388、391页。

          [21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8卷,中华书局1986年版,第471页。

          [22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9卷,中华书局1986年版,第392页。

          [23] ?#30585;?#23376;·告子》。

          [24] 《论语·尧曰》。

          [25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5卷,第628页

          [26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3卷,第323页。

          [27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6卷,第211页。

          [28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9卷,第63页。

          [29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10卷,第461页。

          [30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7卷,第4页。

          [31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5卷,第135页。

          [32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2卷,第493页。

          [33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1卷,第297页。

          [34] 《论语·颜渊》。

          [35] 《论语·学而》。

          [36] 《论语·颜渊》。

          [37] 《论语·雍也》。

          [38] 《论语·颜渊》。

          [39] 《墨子·兼爱》。

          [40] 《墨子·兼爱》。

          [41] ?#30585;?#23376;·公孙丑》。

          [42] ?#30585;?#23376;·告子》。

          [43] ?#30585;?#23376;·公孙丑》。

          [44] ?#30585;?#23376;·尽心》。

          [45] 《张子正蒙·乾坤篇》卷九,第231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。

          [46] 康有为:?#30585;獻游ⅰ?#21367;一,第11页,中华书局1987年版。

          [47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九卷,第245页,中华书局1986年版。

          [48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一卷,第296页,中华书局1981年版。

          [49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一卷,第296页。

          [50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九卷,第242页,中华书局1985年版。

          [51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九卷,第251页。

          [52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九卷,第243页。

          [53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九卷,第247页。

          [54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九卷,第247页。

          [55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九卷,第251页。

          [56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六卷,第180页。

          [57]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九卷,第251页。

          [58] 孙中山(1985),《孙中山全集》,?#26412;?#20013;华书局出版,第7卷,页60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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